1964年冬天，纽约曼哈顿东三十五街的公寓楼里，一位自称“张先生特派员”的中年男子敲门递上一叠手续。“夫人，这是汉卿的意思，也是‘那边’的安排。”他话音刚落，屋内的女主人面色已沉似铁。
那一天成为后半生记忆的枢纽。文件里写着的“离婚”二字，像是锋利的匕首，把她与张学良三十多年同甘共苦的往事，一下一下剖开。客厅的壁炉噼啪作响，她却只听见耳内血脉轰鸣。
往事追溯到1928年秋。张作霖车厢被炸成废铁，年轻的顺势接掌东北大权。凭着中原大战的及时出兵，他被南京政府封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，一跃而成举足轻重的人物。
官做大了，门前车水马龙，觊觎者蜂拥而至，其中不乏自荐枕席的名媛。张学良洒脱好游，纵酒、打球、舞会无一不精，绯闻更是满天飞。于凤至却笃定地告诉闺中密友：“他再闹，也不会忘了我。”
市面上那时流传一句话：东北王的府门，锦旗比旗杆还多。只是再多锦旗，也挡不住一个十四岁少女的执念。这个少女，就是因舞场走红而被戏称为“赵四”的。
赵一荻的身世颇为尴尬。父亲赵庆华贵为北洋交通次长，母亲却只是府里丫鬟。少女在舞池里遇见张学良，便认定这位桀骜少帅是命中注定的良人。消息传到赵府，父亲震怒，竟在《大公报》登声明：“自今日起，赵一荻与赵家脱籍。”
狠话落纸，门也关死。十四岁的赵一荻被赶出家门，只好偕母北上沈阳。她的出现，在帅府卷起一阵旋风。张学良让正室决定去留，于凤至看眼前稚嫩女孩，终究心软，“孩子可怜，让她留下吧。”
接下来的日子，赵一荻以“秘书”身份住进新购的小洋房，薪水由账房“从优”发放。于凤至甚至陪她挑选旗袍首饰，两人相对而笑，仿佛真成了姐妹。然而身边人提醒：“这位赵小姐不比寻常舞女，她要的或许不止金钱。”
1936年，西安风云骤起。张学良飞赴前线，兵谏蒋介石后被幽居软禁。于凤至闻讯，从英国带病赶回国内，四处求援，最后干脆陪夫坐牢三年。暗牢潮湿，她却寸步不离。
1940年查出乳癌，医生劝她赴美手术。张学良也劝：“孩子们更需要你。”她才勉强登船。临行前提出让赵一荻来照顾丈夫，张学良沉吟片刻：“得问戴雨农，事情归他管。”
不久，军统人员在香港找到赵一荻。她仅抿嘴一句“我去”，便收拾简陋行囊直奔重庆，再随张学良转往台北，开始漫漫岁月。许多人以为这是夫妻的大度安排，谁也未料多年后会成为一把割裂婚姻的刀。
在美国，于凤至跑议会，敲律师楼，想为张学良争一个“自由身”。钱花了，信件一摞摞寄抵台北，回音却总在“研究中”三字里蒸发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病痛折磨也在加深。
于是回到那封离婚文件。特派员的话不多，却字字如刀：“汉卿已悔罪，愿与赵四终老。望夫人勿再为难。”按文件条款，一旦签字，张学良脱籍北平、斩断赴美可能。于凤至意识到：赵一荻抓住了蒋介石的底线，用婚姻锁住了汉卿。
她在回忆录里写道：“赵四当年跪地求我收留，自誓不争名分。今日却劝他人断我生路，岂可饶恕！”这段笔墨里带着长年忍耐后的硫酸，溅得字里行间噼啪作响。
于凤至的愤怒并非全因情感背叛，更因她看见张学良失去自由的另一重枷锁——政治恐惧外加情感羁绊。换言之，离婚既是政治投名状，也是感情勒索，双重锁链在这位旧军阀公子的脚踝上越缚越紧。
1990年3月，于凤至在纽约病逝，终年八十五岁。三个月后，台北圆山饭店张灯结彩，张学良迎来九十寿诞，赵一荻执手相陪，满堂宾客一片祝颂。这一夜，主人公眼含热泪敬酒，却不见昔日发妻的身影。
1991年春，张学良携赵一荻赴美探亲。两人踏上旧金山码头时，太平洋的雾气蒙住了远山。倘若时光稍早一年，于凤至或仍在医院病榻，那个三十年前因心软收留少女的决定，也许会在病房里卷起另一场风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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